尊敬的谭元亨先生：
您好！
6月底在浙江出差，7月3日（星期一）上班后，才读到您发表在《中华读书报》6月28日的文章。非常震惊！我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以下简称《源流》）怎么会源自您的《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以下简称《背离》）呢？
我们的交往只有一次书信来往，那是1995年上半年，我记不起当时是如何知道您有一部《背离》，出于对儿童文学的爱好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难以买到的事实，我冒昧给您写信，希望能得到您的《背离》。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您的赠书，当时心理非常高兴，想到大学教授一点也不摆架子，对后辈“有求必应”，我一定要好好拜读，以不辜负您的关心。当时我正忙于《中国儿童文学史》一书“当代部分”的写作，并且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第四编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二上）（1949－1994）”的“第一章45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概观”的“第三节1977至1994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还引用了您著作中的观点。《中国儿童文学史》第457页写到“进入80年代‘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在10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时，在第一条“对儿童特性认识的程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既是“自然之子”，又是“人之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只是到了80年代，“儿童终于被发现”时，中国儿童文学“才有了自觉的表现”①。
这里的“有人”指的就是您。我在引文的注释①中写到：“参见谭元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15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但我在著述《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过程中并没有参照您的《背离》，更不存在照搬您在《背离》中的观点了。
我收到您的《背离》是1995年6月，这有您在书上的题字为证。您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韩进兄雅正元亨九五、六”（同时寄来的还有您的一部名为《浪漫年华》的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您希望这部长篇小说能在我社出版，因为已是正式出版物，我自然无法答应您）。可那时我的《源流》的初稿已经完成了，怎么会写在前面的文字，反而“源自”后面的“著作”呢？
我的《源流》虽然定稿于1995年，出版于1999年，但该书的初稿却完成于1994年。因为这部书稿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部分，由于受到《中国儿童文学史》一书的篇幅限制及其他原因，将作为第一编的“古代儿童文学钩沉”没有收入。当时听说明天出版社（山东）将设立“儿童文学出版基金”，用于扶植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著作的出版，我便有了试一试的念头，决定将“古代儿童文学钩沉”独立成册，并效仿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为书名，将文稿的复印件寄给了明天出版社，希望能得到“出版基金”的资助出版。这是发生在1994年年初的事，因为1994年8月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时，我还写了一封便信，托人在会议期间向明天出版社打听一下书稿是否有出版的机会。1999年《源流》出版时，考虑到既然称作“源流”，时间的跨度应该到近现代为宜，应该将中国儿童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全过程包融进去，才较为完整，于是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第一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近代至五四时期）”作为《源流》的“下编”收入，“上编”自然是“古代儿童文学钩沉（近代以前）”，这便是现在人们见到的《源流》，但整个文稿确是在1994年完成的，后来的修改定稿主要是文字上的润色，在观点、思路与文章结构上都没有调整。这一点可以将已出版的《源流》与寄给明天出版社的文稿复印件作对比来证明。好在复印的文稿还留在明天出版社，您可以随时去查对。
由此可见，《源流》书稿的写作相距收到您的《背离》，其间将近早了一年的时间，我怎么可能是在读了您的大作后再“利用”您的“成果”来写我的《源流》呢？《源流》与《背离》本是两本毫无关联的书，您却“创造性”的将其扯到了一起，说我将《背离》的“整个思路、结论一股脑照搬过来”，并且说得那样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义正词严，陷害于我，真不知您有何居心。难道做人可以这样吗？再退一万步说，不论我的《源流》写于何年何月，都与您的《背离》没有任何关系。在写作《源流》的全过程中，不论是初稿，还是日后的修改润色，我都没有参考您的《背离》，更不用说照搬您的观点与思路了。这始终是事实！事实终究是事实，事实可以经得起任何形式的检验，但绝不容有人肆意歪曲！
手中有您的《背离》，不能证明我就“偷用”了您的《背离》，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为了证明您的猜测，您硬是将我在《源流》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观点及著述思路与您的《背离》作对比，误导读者得出我的《源流》“源自”您的《背离》的错误结论，诋毁我的声誉。可惜您又不能举出具体的实例（因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例子），恐怕连您自己也觉得牵强而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将童谣作为“谶语”来考察以及采用“童谣荧惑说”，我主要是吸取了车锡伦的《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一文的观点，该文收入由浙江少儿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年鉴（1983）》中，我在书中已经注明；至于我的“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的观点、对“儿童的发现与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论述以及对“父为子纲”、“祖先崇拜”等传统伦理观的分析批判，我想请谭先生（以及一切对此有疑虑、有兴趣的人们）在有闲的时候不妨找来笔者发表过的3篇文章看一看，我在那里都有明确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在一一展开。这3篇文章是：
1．《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载《儿童文学研究》第28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2．《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近4万字），载《安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3．《家庭文化视野中的儿童读者——兼谈家庭文化与儿童文化之关系》，收入《儿童文化研究丛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
上述提到的4篇文章，不仅都发表在我收到您的《背离》前，而且那时谭先生的著作也还没有面市吧，自然没有任何“利用”您的《背离》之嫌。如果按照谭先生在文章中绝对地以出版时间先后来判断谁“利用”了谁，我是否也可以说您在《背离》中表现出的与上述4篇文章中的观点、思路接近与相似的部分也是“偷自”他人的文章呢？
这里必须提醒先生注意的是：您千万不要忘了，我在《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中是主张我国“儿童的被发现”与“儿童文学走向自觉”是在20世纪初叶的“五四时期”完成的；而您在《背离》中却是主张的我国“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自觉”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没有“完成”。您不妨仔细体味下面的对比文字：
《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上编古代儿童文学钩沉（近代以前）》“序语”：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和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自觉于20世纪初叶，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封建时代及远古时期，儿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不仅有吃与穿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必然有心理与精神上的饥渴。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以及古代作家笔下那些适合儿童听读欣赏的文学作品就被儿童自觉与不自觉地据为己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两条最为鲜活的源头。
《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下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近代至五四时期）》“序语”：
儿童文学的“自觉”，是指社会开始意识到儿童区别于成人的文学要求，而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并使儿童文学在事实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进而从一般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样式。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在20世纪初叶。这一时期，以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与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反帝运动为中心，形成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这样两个永放光辉的“儿童文学”时期，跨越这两个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实现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飞跃。
儿童文学的自觉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寻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引自《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儿童文学》）而如果没有像严复、梁启超、孙毓修、茅盾、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黎锦辉、叶圣陶、冰心等这样几位无法预言的天才人物出现，儿童还是不会被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也无以走向自觉。
《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第158页：
长期以来，儿童文学处于非自觉状况，直到新时期，才有了自觉的表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儿童史中儿童终于被发现、被还原为“自然之子”的历程息息相关的，直到今天。严格地说，还未达到完全的自觉。
所谓“自觉”，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对其“天赋身份”的背离，这也是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否则，无以概括中国的儿童文学，也无以把握中国的儿童文学。这种“背离”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甚至充满血腥味，但是，非如此不足以完成自己。
由此可见，你我对中国“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自觉”的理解，不仅内涵完全不同，而且，也因此在“发现”与“自觉”的时间上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差异，这又如何解释是我“照抄搬用”了您的著作观点与著述思路呢？您如果不愿认同我的《源流》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这没有关系，也很正常，我们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展开探讨与论争，但不能这样为着抬高自己，不惜践踏别人，甚至采用这种非学术性的“炒作”方式。当然，究竟哪一部著作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填补空白”之作，这要得到儿童文学学术界的认同，您说我说都没有用。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爱好者，我始终将自己视作一名小学生，虚心地向我所认识的所有的儿童文学家们请教；同时我也希望能得到包括谭先生在内的老师及同行们的关心、鼓励、理解与爱护，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我诚恳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帮助。但我要说的是：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顾及他人的声誉；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必须与人为善。不知谭先生是否赞同我的浅见。
以上是我对谭先生关于拙著《中国儿童文学源流》“源自何处”的答复（同时也是将事实真相告之广大读者），不知谭先生是否满意，欢迎批评指正。文中若有冒犯先生之处，那一定不是我的本意，还请您见谅。
欢迎到安徽来做客。顺颂
著丰！
韩进
2000年7月4日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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